且以诗意向远方

——太行古堡的核心价值与文化塑造

晋城地处中原和北方咽喉要塞，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自古战事不断。太行古堡群因战而生，由来以久。三家分晋始有端氏，战国争雄，烽火频发，长平之战中，秦赵对垒，白起屯兵，堡寨林立。历秦汉至宋元，虽也有些许堡垒建筑，但遗迹甚少。只留下屯城、武安城、马邑城、王离城等地名让人遥想。目前晋城范围内遗留的堡寨多达处，整体保存相对完整的多建于明末清初动乱之时，它们有相对一致的建筑功用，平时自居，乱时抵御流寇，寻求自保；有相近的结构特点，呈现外筑高墙、墙上有垛口、炮台的堡寨形式，防御个性鲜明；它们的建造更是都得益于明清时地方煤铁经济的繁荣及家族累世官宦的文化积淀。也正是凭借它们的护卫，晋城留住了一部分经济、文化底蕴，战后才能迅速崛起成为人文繁盛的富庶之地。

一、太行古堡群诞生于遭遇苦难，成就于奋起抗争。

明朝末年，天灾人祸，社会危机全面爆发，以李自成为代表的陕西农民军揭竿而起，攻城掠地，转战于陕西、山西一带。《阳城乡土志》记载“崇祯四年，流贼猖狂，九条龙、紫金梁、老回回绰号之渠魁不一。”“五六年间，邑民涂炭，润城都、郭谷里诸乡之杀掠尤多”，崇祯四年（）五月，农民军从河曲进入沁水，围攻窦庄。六月，王嘉胤被部下杀害于阳城，王自用取而代之。此后农民军数年间几度进出沁水、阳城，先后劫掠坪上、郭峪、上下伏等地，并深入至晋城大部分地区，富庶的村镇大多惨遭劫掠破坏。《郭谷（峪）修城碑记》记“崇祯五年七月十六日卯时，突有流寇至，以万余记……杀伤之惨，焚劫之凶，天日昏而山川变”。

沁河岸边的窦庄是一个例外。张道浚的祖父张五典预感到社会动荡行将来临，因而早在天启三年（）就修筑了城堡。几年后，窦庄堡三次成功击退了流寇进攻，成为自保家园的典范。于是，在官僚士绅的号令下，在富商大贾的支持下，在流浪饥民的劳作中，沁河两岸先后修筑起54座军事与民用相结合的城堡，此后星火燎原，蔓延至整个晋城地区，形成明清时期北方最大的古城堡群，成为明清动乱的真实记录和地域经济繁荣的象征。

太行古堡的大规模建造的主要原因即为抵御侵略，寻求自保。此外，雄厚的经济基础和高瞻远瞩的士人群体也是古堡能以大量修建的客观条件。

首先，发达的工商经济为古堡的修建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支持。明中后期，随着明朝政府开放民间冶铁，富藏煤铁的泽潞地区冶铁业规模迅速扩大，一大批农民从土地生产中分离，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生产，铁器、潞绸、钢针、琉璃等物品畅销国内,对外远及西亚、蒙古、印度等国，使这里成为山西省乃至中国最富裕的区域之一。另外，社会动荡之时，财富就是流寇觊觎抢掠的目标，由此民间产生防御意识，开始大规模筑堡。

其次，高瞻远瞩的乡绅阶层主导了古堡的修建。明清两代山西籍进士数量是以往各朝代山西籍进士总量两倍之多，其中十分之一来自晋城。明末动荡的政治环境下，在这些群体中又涌现出一批志士，积极推动乡村防御建设。无论是固若金汤的砥洎城，还是防卫森严的湘峪堡，都是由乡贤主导而建。乡绅精明的治理智慧、慷概的资金捐助、别出心裁的防御设计，创造了独特的人居环境场所，表现了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人文价值追求和审美艺术风尚。

晋城地处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群峰耸峙包围之中，独特的地理营造了相对封闭的环境，传统堡寨并没有遭到大面积毁坏，反而以丰富的遗构，陈述印证着历史，成为研究传统防御型聚落的活化石。

二、太行古堡群是世界古建奇葩、中国民居瑰宝。

太行古堡和福建土楼群、广东开平碉楼群一样，都是地域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绽放的一朵古建奇葩。这些古堡历经数百年岁月雕琢，斑驳沧桑，通体苍黄，散发着浓浓乡野气息，至今仍流露着难得的朴素之美，被著名古建学家罗哲文先生誉为“中国民居之瑰宝”。即使和已列入世界遗产的古堡遗产相比，太行古堡也毫不逊色，有其价值独特性和代表性。集中表现为申遗评价中的景观价值、历史见证价值、交流价值、和土地利用特色价值。

太行古堡群是中国北方防御型乡村聚落中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格局完整、保存完好的范例，其防御体系借鉴了中国古代城市的营建手法，在规划布局、建筑造型、构造技术方面极具特色，体现了防御文化和建造技艺的高度结合，是民间军事防御工程的顶峰之作。

太行古堡群以汉族士绅为核心的乡村自治模式、平战结合的防御工事建设组织方式，形成了“家庭-宗族-村落”的空间构成和防御组织层级，是中国封建官绅阶级维护家乡稳定、有序发展的优良范本，是儒家礼制文化、士绅文化在乡村长期积淀的见证。

太行古堡的传统建筑及历史要素类型丰富，建筑艺术特色鲜明，是官绅主导的乡村社会组织、日常生活、传统文化高度融合的独特空间载体，在中国北方乡村聚落中独具代表性。

太行古堡群内常设有关帝庙、菩萨庙、文昌庙等，或“一神一庙”或“数神一庙”，融合了儒释道、成汤、水草神、广禅侯等本地神及外来天主教信仰在内的多元信仰，是汉族兼容并蓄的乡村文化景观的重要体现。如小寨天主教堂是多元文化并存的古堡式教堂，吸收了中西方在建筑风格、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文化要素，是17世纪中国民间文化交流融合的见证。

三、太行古堡群文化源之于耕读，成之于匠心。

狭义的太行古堡是指晋城市特有的防御性古堡建筑，广义的太行古堡是指太行山上以古堡为代表的文化遗产。太行古堡和太行山水是统一的整体。太行山就是天然的城堡，古堡就是一座座人造的太行山，生活在这里人们“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太行古堡是晋城人耕读传家、挖煤炼铁积累下来的财富转换，更是太行山人千百年来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的传承积淀，它们记载的是太行地区数百年来风云激荡的历史文化信息，是太行人艰难困苦一路走来的实物见证，古堡文化是整个太行文化、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本文所论述的太行古堡文化为广义的即太行山上以古堡为代表的文化遗产。

打造太行古堡群文化，要做好以下文化品牌的塑造工作：

一是主打“耕读文化”的品牌。晋城耕读文化源远流长。神农炎帝是农耕文明的始祖，《史记》载:“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历山位于晋城沁水县城西四十余公里处。从历史文脉延续来看，晋城历经了孔子回车，三家分晋，陈子昂泽州城楼赋诗，程颢办学，使晋城一代学风蔚然，百姓“勤于田力，多嗜文学”，金代陵川七状元，元代涌现郝经、元好问双璧，明末沁水四尚书，清代阳城十凤齐鸣，近代一代戏王赵清海，一代宗师赵树理等重大文化事件。从陈子昂的诗可以看出唐以前的晋城质朴少文，从宋代黄廉的行县诗，青莲寺金代杨庭秀的诗文碑，郝经的宋二先生祠堂记等可以看出，宋以后晋城文质彬彬，程颢在晋城大办乡校，使晋城发生了开天辟地脱胎换骨的变化，从一介赳赳武夫变成了翩翩君子。文教的力量为晋城赢得了“洋洋乎齐鲁之风”的美誉，晋城得到了认可和尊重。

“耕田可以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在现存的太行古堡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建有读书院，老宅院的门头匾额上，“耕读”“耕读传家”“耕与读”的字样更是极为常见，可见“耕读传家”在明清古堡修建之时已深入人心，广为流传。

所以，我们认为，应该站在国家建设中华文明体系的战略高度，将太行古堡文明体系作为中华文明体系的重要板块来谋划建设。以耕读传家的文化精髓来定义太行古堡的文化特质，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展开。空间上，以湘峪古堡、皇城相府、柳氏民居等为载体，可创新性设立润城—湘峪太行古堡文化特区，在省域内形成晋北主打佛教文化、晋中主打晋商文化、以晋城为主的晋东南主打耕读文化的文化矩阵。时间上，太行古堡形成的时期主要为明末，活化利用突破点以“复活明代真实生活体验明代乡土中国”为主题，形成太行古堡明代文化景观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看汉唐去西安，看宋城去杭州，看明朝来晋城”的社会共识。

二是工匠文化的品牌塑造。晋城，古称泽州，自古就是煤铁的重要产地，有“煤铁之乡”的美誉。“阳阿古剑”产自大阳，阳城犁镜、大阳钢针、泽州铁器等，曾畅销全国。泽州也因煤铁而富，富而学，学则仕，彼时文风鼎盛。明朝尚书王国光、张慎言，大清相国陈廷敬等，均与铁有着不解之缘。在以冶铁为主的工商业繁荣发展的历史背景下，明清太行古堡群的修建也得益于得天独厚的煤铁资源所提供的财富积累，此外，铁制品也被广泛应用于乡村防御设施、建筑构件，成为地区历史悠久的冶铁文化的特殊见证。打造代表晋城文化的新名片，提高泽州铁器的品牌影响力，让泽州铁器再次走出山西，走向世界。

潞绸历史上曾与杭锻、蜀锦齐名，为中国三大名绸之一，是极富地方特色的传统丝织品。《隋书》记载：“长平、上党，人多种农桑……”，由此可见蚕桑生产在高平等地兴盛已久，并在当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力。阳城是著名的蚕桑之乡，栽桑养蚕已经有多年的历史，阳城蚕茧曾经是现在也是闻名全国的“金字招牌”。沁水端氏镇被称为“缫丝之乡”，在唐代就已经是“家家种桑养蚕，户户缫丝织绢”。数千年的栽桑养蚕、丝织加工中形成了大量与桑、蚕、丝相关的诗歌、风俗、礼仪、服饰等文字符号，构成了晋城蚕桑习俗的丰富内涵。打造集展示展销、观摩体验、学习传承于一体的丝织艺术活态博物馆。不仅可以带动晋城地区的旅游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更有利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推广和传承。

通过对太行古堡群文化的梳理总结，笔者认为将晋城的文化优势转化为转型发展的经济优势除主打“耕读文化”的主品牌之外，还应该把太行古堡当做花篮，把铁器文化、潞绸文化等放进来等一并打造。同时要打造“太行古堡花车巡游”宣传效应，将本地各类文化元素以太行古堡作为平台进行文化输出，叫响太行古堡地域文化品牌，增强太行古堡的文化影响力。将太行古堡建设成为“晋城发展全域旅游的主阵地”“山西文旅融合工作的排头兵”“中华文明体系的新高地”。

张建军晋城市太行古堡研究院

来源：山西画报晋城号编辑：董雅连闫花花郭军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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