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由于遭到世界金融风暴的影响，许多日本民众除了在夏季要进行紧张的耕耘土地外，冬季还必须要进城打工，以便维持生计，但即使如此，农民一年的所得在除去租税外，往往都难以维持一家人的温饱生活。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关东军侵占了中国东北广袤的土地，许多日本人便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带领全家人背井离乡跟随开拓团来到我国东北的鸡西、勃利、桦南、依兰地区垦地谋生，然而愿望是美好的，但现实却是十分骨感，当这些日本农民怀揣着一股“伪满洲国”是一片乐土的憧憬之情来到中国东北后，他们这才发现，所谓的“乐土”其实就是换一个地方继续耕种，继续被剥削。

据统计，日本在侵占了我国东北地区后，共派遣开拓团多个、33万多人，这些强盗以强占或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强行收购中国人的土地，然后再转租给中国农民耕种，从而使多万中国人失去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在丧失了这些基本生存的条件后，许多东北民众只能四处流离或在日本组建的多个“集团部落”中忍饥受寒，其间因寒冷、饥饿而死的人无法计数。除了重点剥削中国民众外，这些开拓团对于普通日本农民也没有“手下留情”，照样对其实施国内的各种“剥削政策”，最后在走投无路之下，许多不甘心受人钳制的日本年轻人选择了从军这一条路。

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积极涌入军队后，他们突破农民的局限性，看到了日本社会的各种病态，久而久之，这些“热血青年”们心中便产生出了改变这种社会现实的各种主张。年2月26日，妄图通过战争来建功立业的日本激进派官兵发动了政变，史称“二二六事件”，但很快，这场政变就被镇压了，参与的主谋大多也被都处死。然而讽刺的是，这些“替罪羊”们积极追求的目标，例如军部独裁、国家政权法西斯化等极端主义，在政变失败后竟反而得以全面实现，为后来的侵华战争埋下祸根。

年7月7日，日军诡称在演习时有一名士兵离队失踪，要求进城搜查，这个无理的要求当即遭到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的严词拒绝，随后，日军恼羞成怒，派兵包围了整个宛平县城。当中日双方正准备为此进行交涉时，卑鄙的日军突然打响了第一枪，中国守军忍无可忍，奋起还击，接连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同年7月17日，国民政府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庐山抗战声明》，指出“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参加抗战。

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中流传着“速胜论”和“亡国论”两种说法，蒋介石便想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在上海重新开辟战场，意图将毫无准备的日军彻底撵下黄浦江。年8月13日，时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的张治中突然率部对上海市区之敌发动全面进攻，战场上除了陆军在拼命，国军的空军部队也加入到了战局之中，重点轰炸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汇山码头及海面舰艇。按理说，国军在战场上是占了绝对优势的，除2个精锐德械师外，还有2个装备德国毫米火炮的重炮团也投入到了战场上使用，再加上坦克、飞机的助战，日本驻扎在上海的数千海军陆战队士兵根本没有还手之力，但日军还是依托坚固的工事，和国军展开殊死抵抗。

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大本营加快了调兵遣将的步伐，由松井石根指挥第3师团、第11师团等军直属部队进攻上海，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而反观国民政府这边，由于蒋介石仍寄希望于国际调停，上海的战事便一直处在打打停停的状态之中，结果时间白白流逝，致使战争的天平开始慢慢倒向日军一边。同年11月5日，日军第10军8万余人在金山卫登陆，蒋介石寄予希望的九国公约签字国也在绥靖之风的影响下，反说中国军队主动在上海非军事区挑起战争是为破坏和平，于是便对中国的要求置之不理。

日军登陆后，由于此时的最佳撤退时机已经被耽搁，再加上没有讲明各部队的撤退顺序，致使数十万国军部队全部挤在了几条狭窄的公路之上，被日本空军轮番轰炸，伤亡惨重，转眼间，说好的大撤退就变成了大溃逃。上海沦陷后，首都南京直接暴露在日军面前，而蒋介石为了保卫首都，于是便任命唐生智为卫戍司令，将从上海溃败而来的十多个师交给他用以抵抗日军，结果南京城还是被日寇所攻破，而来不及逃跑的普通百姓和已经放下武器投降的军人便成了日军肆意发泄兽欲的对象，据统计，日寇进入南京后，在城内进行了长达6周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和奸淫、放火、抢劫等血腥暴行，致使大量平民及战俘被日军残忍杀害，无数家庭支离破碎，遇难人数超过30万，史称“南京大屠杀”。

南京沦陷后，迁都后方的国民政府放弃了主动进攻的打算，并重新划分战区，正式进入战略防御阶段。年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企图南下和华中派遣军会合，共同夹击徐州，作为先锋的矶谷师团便轻敌冒进，结果先后在滕县、台儿庄一带遭到王铭章和孙连仲的拼死抵御，而这两位将军的殊死抵抗也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赢得宝贵的时间，使其能够及时调兵遣将，重创矶谷师团，并最终取得“台儿庄大捷”的辉煌战绩。徐州会战、兰封会战打响后，由于蒋介石嫡系将领桂永清和黄杰的不战而退，彻底打乱了第一战区以及第五战区的战略部署，致使徐州甚至还没开战便宣告弃守，而第一战区也为了延缓敌人的机械化进攻，只得被迫掘开花园口，以水代兵，迫使日军改道前行，而决堤的代价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也是十分惨重的，据统计，这件惨案共造成89万人死亡，受灾人口高达万，直接造成了年至年连续两年的大规模旱灾，并间接引发著名的“河南大饥荒”，致使数千万人沦为难民。

失去了徐州这一块战略要地后，日军大本营便将攻占武汉纳入到了作战计划之中，而国民政府也为了保卫武汉，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以及战略方针。武汉会战打响后，日军先头部队在攻占了安庆、马当要塞、九江之后，突然在南浔路、瑞武路一带遭遇国军主力部队的顽强抵抗。由于进展受阻，冈村宁次急得要命，于是他便下了一步险棋，那就是派遣师团从国军的防守间隙内穿插进去，绕至后方突袭国军。不得不说，冈村宁次的胆子真是够大，敢派遣孤军突袭敌人后方，这一去如果成功了那必定是首功，可一旦失败，这个师团就将灰飞烟灭，结果师团在前进途中迷路，意外撞上国军部队，而薛岳也趁此良机，派遣重兵将这块“送上门的肥肉”团团围住，进行逐一歼灭，而师团最终也难逃覆灭的命运，遭到毁灭性打击，史称“万家岭大捷”。

就在武汉会战正打得如火如荼之时，日军突然分兵进攻广州，负责守卫广州的余汉谋抵挡不住，只得率部撤退。广州一失，粤汉铁路被切断，武汉就更不值得用重兵进行防守，于是蒋介石便吸取了南京保卫战的教训，不做孤城困守，决定放弃武汉。当日军浩浩荡荡地杀进武汉后，他们只得到了一座空城，而为了这种空城，日军付出了伤亡二十多万人的代价，从此再无发动大规模战役的能力，抗日战争也在此刻正式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而武汉会战在战略上也完全可以说是一次非常成功的重大战役。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上拉开帷幕后，日本被德国迅猛的攻势所刺激，第一次长沙会战由此爆发，但冈村宁次还是忽略了湖南的地形以及民众的力量，最后在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后，只得撤兵返回驻地，而后来的第二次、第三次长沙会战最终也以日军的失败而告终。然而，就在长沙城挡住日军脚步五年之久后，被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打得节节败退的日本狗急跳墙，发动了“一号作战”（豫湘桂战役），开始大举进军中国，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而长沙最终也在日军猛烈的进攻以及国军指挥官的轻敌下，宣告沦陷，但纵观整个长沙会战在第二阶段战略相持的表现中还是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

豫湘桂战役结束后，日军虽然完成了战略企图，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这一战也耗费了日军所有的力气，并且由于战线拉的太长，无力保障后勤补给，反倒为国军的反攻提供了条件。年5月，卫立煌亲自指挥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并先后攻克了日军坚固防守的松山、腾冲、龙陵等地，成功收复西南失地。年1月27日，中印公路被盟军完全打通，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在芒友顺利会师，反攻战役正式打响，而不甘心失败的日军在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再次发动湘西会战。在战场上，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在得到了美国的装备支援后，实力大大加强，日军虽然在初期取得战绩，但很快便在多个“美械师”的重重打击下绝望地丢下同伴尸骨，开始全面溃散。

此战不仅挫败了日军企图占领中国芷江空军机场的阴谋，更提高了中国军队的“反攻之士气”，而日军也在此一战后，失去了所有战场主动权，覆灭只是时间问题。年8月6日、9日，美军轰炸机分别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而苏联红军也于同年8月8日对日宣战，发动八月风暴行动，出兵进攻日本关东军。在盟军的多重军事打击下，日本天皇于年8月15日发出广播，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而此时正在中国战场上的冈村宁次也没有了回天之力，只得下令境内日军放下武器，准备投降，自此，从九一八事变算起，一直到年9月9日，长达十四年的抗战宣布结束，而最终结局则是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